旧时仙居有两座“正谏坊”

黄岩百晓

其中一座为南宋言官郭磊卿建，他敢于在皇帝面前直言劝谏


皇帝御赐匾额“一门奇节”，于1997年夏修谱时重建。

郭磊卿的老家在仙居船山，图为马头墙

船山木窗雕花

    连奏三章，终于使皇帝将余天锡罢官
    嘉定七年（1214年）中进士第，初任邵州州学教授，嘉熙年间任枢密院编修兼兵部侍郎官、左正言（谏官）兼侍讲，纂修国史。作为一名言官，郭磊卿弹劾权幸，无所忌避。当时权相史弥远的亲信余天锡操守不佳，为人诟病。郭磊卿挺身而出，毅然上疏劾奏：“臣闻鸱鸮入林，凤凰远去；豺狼当道，驺麟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则抱璞怀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群贤以兴至治，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庸邪厕迹其间，是却行而求前也。”可是奏折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应，郭磊卿拳拳之心得不到当时理宗皇帝的理解，许多大臣也规劝郭磊卿别一意孤行，自讨苦吃。凡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困境之中郭磊卿身上的“仙居硬气”开始迸显，大义凛然道：“上不以不才使厕朝班，知而不言，不重负上耶？”继续搜集余天锡劣迹，连奏三章，终于使理宗皇帝不得不将余天锡罢官。
    郭磊卿一生正气凛然，在嘉熙年间（1237-1240年）以“敢于在皇帝面前直言劝谏”与曹豳、王万、徐清叟等人合称“嘉熙四谏”，时天下皆“想望其风采”。理宗皇帝后来也对郭磊卿的“立朝鲠直”表示“念之不忘”，特赐谥号为“正肃”，赠宝章阁待制，并在县城立“正谏坊”以示旌扬。
    任地方行政长官副官
    作为皇帝的耳目
    端平三年（1236年），郭磊卿在严州担任通判。“通判”一职，始于宋，止于清，是“知州”的佐贰，即地方行政长官的副官，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两宋时，“通判”作为皇帝的耳目，负有地方的行政及监察职权，对地方官员的弹劾可以直达皇帝，可与地方行政长官
    形成制衡。
    当地府志记载，端平三年郭磊卿由太社令来担任“添差通判”，期间，以培养儒学人才为已任，用朱子理学来教育当地学子，凡有私心求取利益的人“辄叱去”，当地政令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他想方设法进行补救。
    郭磊卿在京城太学就读，成为台州朱子学派中受到朱熹亲身教益的门生。担任通判期间，郭磊卿判案“从容剖决，大抵以厚风俗，媺教化为本”，使那些习惯舞文弄法的奸猾之徒受到惩治，“邦人士翕然尊之”。后来，郭磊卿到了京城担任“左正言（谏官）兼侍讲”一职，严州父老还是念念不忘这位从严州出去，为国为民的正直官员，“及居言路，皆称其官，世以不及大用为惜”，以至于为郭磊卿英年早逝，没有再得到朝廷重用深为惋惜。口碑载道是百姓对本地父母官的至高褒奖，这也是对以郭磊卿为代表的古代仙居籍官员为官一任，福泽一方的深挚敬意。
    教子甚严，一门竞秀
    光绪年间刊印的《乐安郭氏宗谱》标注：宋嘉定三年郭磊卿首纂《郭氏家史》。这条史料反映出郭磊卿对家风家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父郭晞宗。
    《嘉定赤城志》记载，“郭晞宗，仙居人，字宗之，历通判处州，知道州，提举福建路市舶，除琼管安抚，未行，卒，事见何参政澹所为铭。”地方志记载，晞宗“教子甚严”、“一门竞秀”，郭磊卿是其小儿子，也是最负盛名的一个。推究起来，一种成功的教育模式背后必然有着思维心理方面的支撑，“一门竞秀”显示了郭氏人才培养理念在实践
    中的巨大成功，也充分映证了郭氏家风家教的一贯正确性。
    许多年后，郭磊卿经历一番风风雨雨后更能够体会得到当初父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关于做人以及做事。初入仕途的现实经历化作丝丝缕缕的精神积淀，给予他更多的思考，促使郭磊卿潜心研究家风家训文化之于后代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重要意义，《郭氏家史》第一稿就这样诞生了。这可视作郭磊卿本人继续其父“治国先治家，治家先育人，正人先正己”理念，为后代子孙开辟一条“做一个有‘谱’的人”成长路径的尝试。
    父子俩先后同在严州为官
    地方志记载，“（磊卿）子和中，宝祐五年，以两易来继父官，其精明实似之”，这条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回答了关于郭磊卿直系后人的猜测。郭和中，即郭磊卿的儿子，宝祐五年即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南宋的前一年，因为“两易”原因居然又调到严州担任父亲曾当过的同样官职——“添差通判”，那已经前后相继21年了，此时距离郭磊卿辞世也有18个年头了。所谓“两易”：“宋制，是指由于官员因避嫌原因有碍公事，可与人互易职位，亦称对移。”想想也真不简单，南宋虽然偏安于秦岭淮河以南，疆土大大缩水，不说远远不及隆汉盛唐，即便比起北宋体量也少了一大圈，然而毕竟还是一个东方大国，一度拥有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没想到郭氏父子俩居然能够先后同在一个严州为官，而且担任一个同样的职务，真的是无巧不成书！不可思议？而且，方志上写得很清楚，“其精明实似之”，这样看来，郭和中还是挺精明能干    的，责任心以及工作能力方面和老爹郭磊卿有得一拼。
    再往下，应该是在开庆年间（1259年）十一月，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郭和中自请充任祠禄官，按宋制，以处闲散之地称请祠，即所谓丐祠、奉祠。祠禄制是两宋特有的职官制度，隋唐未兴，明清不继，是宋朝佑文政策的产物之一，初衷是为了“佚老优贤”，让那些无意仕进的中高层官员“提举某宫观”，不理政事而予俸禄，客观上起到了“养士”的作用，例如那些曾经“奉祠”过的南宋士人名单：朱熹、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是不是觉得特眼熟，感到如雷贯耳？奉祠生涯中是那些文坛大咖们著书立说、谈诗论艺的主要阶段，换而言之，他们一生的成就多少都受惠于祠禄制度。囿于史料匮乏，人们已经无法再管窥郭和中当年丐祠的初衷，以及之后的其人其事，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已不可考证了，行文至此戛然而止，权且留点空白留点想象吧。

来源：台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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